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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话不顺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义来考求；有些话顺从你的心意，一定要从不道义来考求。”
“啊呀！不思考，怎么收获？不做事，怎么成功？天子大善，天下因此清正。君主不要使用巧辩扰乱旧政，臣下不要凭仗骄宠和利禄而安居成功。这样，国家将永久保持在美好之中。”
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战国时魏国史官记载）对于伊尹和太甲有另一番论断。由于古本《竹书纪年》在宋朝就已经散佚，现代能看到的都是清人和今人的辑本。方诗铭、王修龄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从《太平御览》《晋书》《史通》《文选》《通鉴外纪》等等书目中载《竹书纪年》文：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约按：伊尹自立，盖误以摄政为真尔。
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天大雾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十年，大飨于太庙。
初祀方明。
就是说，前期基本与前面的儒家《尚书》的记载相符，但是后面《竹书纪年》与《尚书》不同，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太甲偷偷跑出了流放地桐宫（可能被软禁），得到朝中大臣的支持，攻杀了伊尹，但因为伊尹的贤名，又立了他的儿子继承他的爵位和财产。
若说不可信，为何如此多人都载有《竹书纪年》的记事，且《竹书纪年》是第一手文字资料，并无捏造的动机。另，古本《竹书纪年》因为不符合儒家经义，所以在宋朝的时候散佚了，恰恰在宋朝又是相当提倡儒家理学的时期，让人心存怀疑。真假难辨，望后世学子鉴验。
这两种说法，前者的逻辑符合儒家，后者的逻辑符合法家，而当时魏国为法家当权。当时诸子百家纷纷用上古的故事来佐证自己的学说是正确的，所以大量编造上古历史。所以当时的资料真假掺半。
笔者由这两种说法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伊尹没有杀死太甲，而放之于汤的墓地，不像是意图篡位，而摄政是真实的，但是其的权利欲望也一定很大，只是没有篡位的野心；
第二，伊尹大权在握、且治国井井有条的情况下，即使太甲离开流放地，也不大可能得到臣民的支持，因为没有足够的威望抗衡治国三十年的宰相伊尹，所以说他攻杀伊尹似乎实力不够，贸然出击，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第三，《尚书》中明确提到了其复位的时间太甲三年(BC1717)十二月朔（初一），提到了明确的日期，比《竹书纪年》清楚，所以其也有一定的根据。而《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时间为太甲七年(BC1713),没有说明具体的日期，或许是亡秩了。
由第三点再结合《竹书纪年》，则可以推断：
太甲杀死伊尹的时间应为复位之后，其表面上感激伊尹的匡扶之功，其实早已怀恨在心，且君弱臣强的局面是不可能持续太久的。其只是在等待时机，直到复位成功一段时间之后，其处死了伊尹，收回了大权。但是由于伊尹的功劳太大了，无过被诛，出现天象大雾三日，说明百姓和臣民对其的缅怀，所以太甲不得不将伊尹的田地分封给他的两个儿子，以安抚朝臣和百姓。
伊尹死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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