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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但象帝辛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帝辛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帝辛的罪,桀受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

    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帝辛都有,而桀没有的,帝辛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亡国是其罪有应得。

    但是,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非鼎故不足以革新。因此,在研究历史时,但颇有一些政治家的意味:前人多言殷商亡于“受德之不仁”,“吾殊谓不然”,顾氏如是说。并列举了自盘庚以降,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经,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商王朝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帝辛与崇祯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起前几任帝王,都勤政、英明的多,但都“适逢其会”,做了亡国之君。无怪乎崇祯帝临死前仰天浩叹“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家国沦丧,众叛亲离,此恨曷极!故帝辛自*焚,崇祯自缢,英雄末路,无限悲凉。

    到了现代,置疑与反驳声势愈演愈烈。胡适做了一篇论文《说儒》,指出《诗经·商顷·玄鸟》诗中“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殷受命成宣,百禄是荷”,是歌颂商族中的一个伟人,但武丁之后无人有此武功,于是便将之作为“悬记”而安在了孔夫子的头上。这一来引起大争论。冯友兰指出,武丁之后是存在一位武功极盛的君主的,且以考古、甲骨等材料佐证,但未言其姓名。而郭沫若亦着《驳说儒》,予“悬记”以批判。

    郭氏指出:这个人就是帝辛。“帝辛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朝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在牧野大战后“,商人被周人压迫,道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经略出来的东南走。”“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所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帝辛的。”因此,“在殷商人心目中一定不会把帝辛看得来和周人所看的那样。他们就要称他为‘武王或武帝’,要纪念他,其实都是说的过去的了。“解放后,郭沫若亲临殷商故地,更是感慨不已:“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并大声赞扬:“百克东夷身致殒”,“统一神州肇此人。”“中原文化殷创始,商人鹊巢周鸠居”,彻底为帝辛翻案并疾呼。

    顾颉刚亦做《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帝辛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一事,东晋时增加十三事,于是商帝辛就变成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顾氏通过仔细的考证,彻底洗清泼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浊泥,还其本来面目,与郭沫若的论证相表里,使帝辛做为一个“武王”的形象重现人们面前。这也使孟子的帝辛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的说法有了落脚处。

    总结

    在周人充斥着污蔑、谩骂的历史记载之外,还有一幅真实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帝乙在位九年而崩,次子辛即位。当此之时,帝祖甲的礼制改革已逐步取得正统地位,嫡长继承制的王位传承已取代兄终弟及而成为主流。因此,微子启虽然是帝乙的长子,并与帝辛是一母所生,但因为其母生微子时地位尚低,故微子为庶出。而其母为后以后,生辛,故其为嫡出。此即太史所谓“妻之子”、“妾之子”的同来。帝辛的即位对微子启的打击可想而知。且微子启素有贤名,其朋党亦颇众,几与帝辛成抗衡之势。故而终帝辛一世,微子一派始终是最坚决的反对派,幽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在帝辛的强力打压下,铤而走险,通敌卖国,与周人勾搭而奸,不惜一切代价地颠覆帝辛政权。

    另一方面,由于祖甲礼制改革而受到打击,不仅仅是微子。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亦是礼制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因为按兄终弟及制,他们都是有机会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长继承制之赐,则彻底断了念想。这些心怀怨念的王族大臣,在对待礼制改革上,是与微子一派同仇敌忾的。虽然目的未必尽然相同,但制掣肘、削弱、打击帝辛方面却是一拍即合。这些王族勋贵与微子一派或分或合,虽不象微子一派通敌卖国,但却是帝辛实实在在的反对派。帝辛虽名义上是王族的最高代表,实际上在王族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

    此外,自盘庚以后,商族贵族离心离德已日渐难制,商帝的祭祠、行政、军事难以展布,因而至祖甲时,废贵族公议,形成君主集权,加大王族势力。但受商代以氏族为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现实的影响,贵族的势力仍是难以抑制的。这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势力,商帝亦难以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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