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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平这一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对一件事如此郑重,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前世,徐平常听人说宋朝是重文轻武的时代。能背几首诗词,好拽两句文的人对这样一个时代心向往之,而对这个朝代对外的窝囊痛心疾首的人,则恨之入骨。

    这个时代是不是重文轻武?是的,而且其严重程度远非徐平前世所能想象。但是程度超出徐平意料,内涵却与前世的理解大相径廷。重文轻武,并不是文官歧视武将。

    要理解重文轻武是什么,必须就要知道这个说法起自何方,为什么出现。这个说法非起自汉族王朝,要追其源流,就要从一个谥号里有一个“文”字的少数民族帝王说起。

    拓跋宏,后改姓为元宏,北魏高祖,谥号孝文帝。这个人在徐平前世的历史课本上大书特书,他是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代表人物。在其主政时期,鲜卑北魏迁都洛阳,开始了被史书称耀的“孝文帝改革”。改革内容史书已有详述,简要来说,就是政治制度学习汉族王朝,鲜卑改汉姓,易汉服,习汉礼,移风易俗。两个字概括,就是“汉化”。

    交流与融合从来不是单向的,也不可能单向。有汉化,就有胡化,就有反汉化,就有反胡化。自孝文帝后,入主中原的胡人反汉化,和中原汉人的反胡化,与一部分胡人的汉化和一部分汉人的胡化同时进行。后来的隋唐两宋,均是这一进程的产物。

    孝文帝改革是入主中原的鲜卑人主动汉化的高潮,在他之后,立即进入了另一个反汉化的进程。标志性事件,就是六镇之乱,徐平前世又称六镇起义。

    因为迁都洛阳,六镇军民曾经作为整个王朝人上人的地位消失,心怀怨恨,遂起兵反叛。他们是保留了鲜卑旧俗的人群,认为南迁洛阳的鲜卑上层,兴汉人文治,而忘掉了鲜卑尚武的旧传统,重文轻武。重视汉人文治,重用汉人,重用汉化的鲜卑人,而忽视他们这些鲜卑旧人。只有汉化了的鲜卑人才能当大官,而他们这些保留尚武旧俗不识字的鲜卑旧人被朝廷冷乱,国不是国。这场动乱最终使北魏灭亡,此后中原走马灯一样改朝换代。

    文武轻重之争就是起自此时,文指的是汉人文治,武指的是鲜卑尚武的旧俗。汉化的就是文,反汉化的就是武,以价值取向区分,倒是不分汉人胡人。与此对应,文武谁轻谁重伴随的,是汉化与反汉化。随着民族的交流融合,民族身份不再重要,代之的是文化取向。文包括了汉族的知识分子和异族主动汉化的知识分子人群,他们自认为是汉人,武则包括了本来的异族和胡化的汉人,他们自认为是胡人。

    在这场汉化与反汉化的冲撞中,双方在中原大地你方唱罢我登场,伴随着无数的血腥杀戮。如尔朱荣平定六镇之乱,入洛阳后尽杀汉化的鲜卑上层。

    汉人上台,就排挤宗室,兴文教。胡人上台,鲜卑轻华人,武职疾文士。经过了数百年的血腥斗争,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结果,就是隋唐。

    此后安史乱起,经过二百年乱世,一个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的军事集团最终崛起。最后由宋代周,赵匡胤依靠这支军事力量一统天下。这支力量的传承,就是禁军。

    历史总是不按人们的意愿来,由于唐朝大量向内地迁入胡族,与以前数百年胡汉争斗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的群体。而本来应该融合完毕的胡汉之分,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到了另一条路上。

    重文轻武在这个年代特别严重,就是因为禁军的力量已经被限制,就像一匹狼被关进了笼子里。从宋太宗之后崇文抑武,上来的新生力量,代表就是文官集团。这个时代的文武之争,依然是数百年前的胡汉矛盾的延续。文官集团对这一点有清晰认知,同样是统兵的武将,岳飞便争取到了文臣集团的认可与支持。双方矛盾的最高潮由王安石变法表现了出来。除了纷纷乱乱的各种改革措施,变法军事上最重要的,就是借着对外河湟开边的军功,着手收拾禁军集团。封桩阙额,行保甲,意欲把这一集团彻底连根拔起。

    历史是一个小姑娘,你左看也美,右看也美,任你打扮。这个意思,是说历史本来是由许多事件交织在一起的,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你可以取出一个方面来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当跟不同的事情联缀起来,表达出来的意思可能就截然相反。当然,历史的背后必然有一个逻辑,不过大多数人对于寻求这个逻辑没有兴趣,历史也只是谈资。但对于现在的徐平来说,历史不是简单的谈资,他需要找出这个逻辑来,这关乎他身家性命。

    历史自有其轨迹,想着我一个念头就可以逆天灭地,这想法不应该在历史进程中。徐平辛辛苦苦,一步步步履惟艰,战战兢兢地做事,最后还是走在了历史的轨道上。他对军队的改革,本质上是在走着岳飞的路,只是具体手段,外在表现不同而已。他对朝政的改革,实际上在走王安石的路,虽然具体施政差别巨大,要做的事情最终殊途同归。

    这件事情有多难?徐平只要想一想自己前世理解的重文轻武,和这个年代的重文轻武有多大差别,就不寒而栗。自己要解决的事情,可是在一千年后还能被改得面目全非,完全引向了另一个方向。这要面对的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重文轻武被重新提出来,作为王朝灭亡的最大罪证,是在清朝。清朝与鲜卑北魏有诸多类同的地方,六镇之乱导致北魏灭亡让他们引以为戒。提出重文轻武的危害,一在于告诫旗人和汉人入旗者,不可汉化,不然六镇之乱就是前车之鉴。二在于警告汉人,你们从祖上就是只有文治,没有武力,好好接受统治,不要造反。

    不是清朝的统治上层逼着别人做,汉族本身的知识分子也自觉地,在这一套话语体系中添砖加瓦。如赵翼《二十四史札记》中说孝文帝:“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盖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

    重文轻武的话语体系,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反汉化。这不是胡化,胡化与反胡化的矛盾已经消失,军事体系中从根本的立军之本理论上的矛盾就是汉化和反汉化。

    用重文轻武导致武事废弛这套话语体系来论述古代王朝,是不能追到异族入中原前的汉朝和汉朝之前去的,因为这本是胡人军事文化的特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本来就是草原上千年来不断上演的场景。只是这种军事文化来到中原,最终与中原强大的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立国几十年军力溃烂之后,还能够用中原物力强行续命。

    这其中的关键,是自北魏起,中原王朝传统上所依赖的,汉族的军事文化与制度已经断代。数百年被胡人的军事力量死死压住,汉人自己也失去了军事上的信心,被动主动地接纳了鲜卑带来的军事文化。从那个时候再论兵事,可以看出来跟两汉的明显不同。

    最终汉人的文与胡族的武,在双方的互相作用,交流与碰撞中,一起揉合出来一个怪胎。汉朝兵民一体的传统从此断代,军队与社会隔绝,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世代相传,不事生产,靠着兵饷过活。各方接受,是说军外的人为这个群体提供资源,这个群体持刀枪保护军外的人,一如当年高欢说出来的理论。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军,便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当然事实是他们没有起到保护的责任,索求的资源还越来越多。不能对来敌战而胜之,还索求无厌让国家供养不起,双方的矛盾自然而然产生。

    只有改朝换代的时候,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被打散,不然牢不可破。原因很简单,这是跟秦始皇收天下之兵一样的路数,不过高明得多。不是收兵器,而是造出这么一个完全寄生性质的人群。他们只能依赖于政权,政权一散,这些人就衣食无着。而且他们是旧政权的帮凶,除非新的王朝要再造这么一个集团,接纳他们,不然他们就只有一死,这是他们所谓忠诚的根本。而天下武力全都收到他们手中,战力再差,也能够压制住境内造反的人。

    这样一个外来文化寄生性质的军事集团,天然带着草原上基因。当有利可图,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他们耀武扬威。而一当外敌强大,就畏敌如虎,与敌合作是第一选择。他们本是寄生在自己国家上的,与社会与人民割裂,没有保家卫国的自觉。

    这样一个军事集团,初兴时,可能战力强大,一安定下来,便迅速堕落。能打仗是为了多抢钱,而安定下来之后,只要提笼遛鸟,就能拿着刀从寄生的母体予取予求,又何必委屈自己呢。对外作战一有不利便投降动摇,对内镇压则穷凶极恶,是他们骨子里的基因。

    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个拿着刀的集团,看起来应该是国之大害,人人喊打才是,其实不然。关键在于,这样一个集团,里面的人不事生产,不劳而获,就可以过上中等以上生活,而且是世袭的。从这个集团形成起,就有许多人想过这样一种生活。表现为军事集团只是那时候军力是天下根本,当军力无此力量,也有人想换一种名目继续再造一个别的什么集团出来。只要把这个军事集团的历史洗清,把理论做实,新的集团也就有了基础。

    这个集团也以表现为文人团体,可以表现为宦官团体,也可以表现为商人,甚至银行家,各种各样的名目。只要能够世袭,不劳而获,轻易获得社会资源,就有人向往。南宋灭亡,这个军事集团破产。数百年后,还能够再次以八旗制度还魂,可以想见其生命力。

    这样一个集团的文化,天然带有反汉化的性质。他们可以是汉人,却会反对汉文化进入军中。和平时期,军事力量地位下降,他们会选择卑伏。对朝廷小心谨慎,而对属下则加倍刻薄。对朝廷谨慎以免祸,对属下刻薄以敛财。一旦战起,则以战事胁国家,只顾私利而不顾大义。胜了就耀武扬威,索求无度,败了就垂头丧气,怂恿投降。国家一乱,朝廷权威一失,要么割地自立,要么转身投敌。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感情。

    以重文轻武追述古代兴亡,如果是汉人王朝,必把天下丧失的责任推在文官集团的头上。如果是胡人王朝,则就成了因为汉化而灭国,没有保住自己尚武的文化。汉人王朝是重用文官亡的,胡人王朝是汉化亡的,一个话语体系,取向显而易见。这样做不需要从史料上费多少功夫,因为武人集团带有胡族文化基因,汉人王朝必然轻视。这是必然,也是史实。而至于在真正的历史上,这些人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已经不重要。如果有哪些人跟上面的论断不相符,那就是特例,特例并不影响总体判断。只要你信了,他就真了。

    这套话语体系生命力之强大,让人心生畏惧。在徐平前世,介绍少数民族的时候,如果是汉化程度深的,必然带上由此带来的天生柔弱。如果汉化程度浅的,必加一句这是一个尚武善战的民族。历史上是什么样子不重要,只要顽强地不被汉化就足够了。

    要理解这个年代重文轻武的性质,徐平前世有参照物。

    太祖时曾掌禁军大权的大将党进是胡人——这不奇怪,禁军集团本就是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再强调一遍,要注意这一个人群天然的动摇和投降倾向——本不识字。北宋立国之后,太祖提倡文治,有欲要武人尽读书之意。党进查看风向,也想学着说两句有文气的话,表示自己也读书。他在太祖面前留下鲁朴的形象,其实又惯会巴结尚未登基的宋太宗,本就是一个很会投上所好的人。一次上朝,他让人帮着把自己要说的呈辞写在笏板上,事前背熟。结果面见太祖的时候,却又一时忘了,憋了半天说不出来,只好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完全词不达意,让宋太祖一头雾水。此事在朝中传为笑谈,他解释道:“我见那些穷措大受掉书袋,我也掉两句,让陛下知道我也读书了。”

    这件事被徐平前世的人拿来作为宋朝崇文抑武,逼着武将出丑的例子。其实党进是不是真地背熟忘了,很不好说,他是个伪为鲁朴而实际善钻营的人。背过忘了,比真地在太祖面前说出来更符合他的人设。让太祖知道自己想掉文人书袋,表示自己赞同提倡文治的风气。而没有做到,说明自己的质朴,从两个方面投太祖所好。

    在徐平前世,恰好有事情与此相映成趣。

    那个时候的很多大人物,甚至有些高级官员,爱在记者公众面前讲英语。其实他们面对的是本国记者,本国观众,说的是本国事情,却非要在话里掺进英语去。这个习惯其实与党进见太祖时的表现没有不同,只是面对局势,低下自己的头颅,向占据优势的集团文化行礼。党进低头的是汉人文官集团,讲英语的人们则在向洋文化致敬。而对于某些身份的人来说,如果如同党进一样想说而说错,则更加精妙,同时讨好两个群体的人。

    明白了徐平前世的崇洋媚外,和由此引起的排外情绪,便就明白了宋朝的重文轻武。

    五代初期是胡族势力占上风,便就重武轻文。而随着时间发展,胡族在汉化,便就慢慢向重文轻武转变。到了大宋立国,这一切就已经都水到渠成。文武之争,是汉化和反汉化之争。汉化成为了主流,则重文轻武就是主流。

    如果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身处其境理解,徐平是不会想到重文轻武是这个意义。那个年代重文轻武这套论述历史的体系,已经又换了另一副样子。本来这是异族反汉化而使用的词,在经过移花接木,改头换面之后,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文和武,被替换了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而后发挥。重文轻武本就是汉人王朝的事实,史实俱在,连史料都不需要东找西找,只要把结论换掉就可以了。

    会给徐平造成这样的困惑,自然是历史这个小姑娘,怎么打扮都看着顺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宋和之前的朝代,汉族势弱,异族入主中原的时候,拥抱异族文明,主动胡化的汉族人群,表现出来的身份是武将。而在徐平前世,国门大开,最先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耀花了眼,崇洋媚外的人,表现出来的身份恰恰是武将的对立面。

    内在身份的重合,而表现出来的外表又恰好对立,相距千年的人群产生了共鸣。重文轻武这个话语体系,被重新打扮一番,来抬升前面两千年他们同路人的地位。曾经是异族用来防汉化的这个词,打扮成了汉族文化基因里的软弱,从根子上证明汉族文化劣等。

    而由此引申出来的,便是汉人不要再犯重文轻武的犯误,积极拥抱新文明,迎接新时代。那个打扮成军事集团的寄生群体已经烟消云散,但放下刀枪,拿起毛锥子,他们的同路人又在用另一种方式,幻想着再建立一个披上别的什么衣服的世袭集团。

    徐平自问,前世自己这种小人物自不足论,就是那些大人物,又有多少人敢信心满满地做自己现在要做的事?而禁军集团,比前世那些不成气候的人不知道顽固多少。

    徐平并不能一一预知自己将面对的困难,但他能够体会到,在前世做这类事情,将会有多少艰难险阻,滔天巨浪。一个不小心就粉身碎骨,甚至还要从历史里抹掉名字。

    丈人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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