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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在城外消遣了三日之后才慢慢回到了京城，返回时还带回了回龙观的主持李云湖。这位口才出众的道观主持，在皇帝的支持下，这些年将回龙观发展的极为不错，还招收上百名弟子，一时成为了京郊名人。
不过崇祯这次带他回京，可不是因为崇尚他在道教经典上的深刻造诣，而是希望利用他的传教能力，为大明在海外的殖民活动提供宗教上的支持。
到了崇祯十年，不管崇祯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大明实质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海外拓殖国家，海外领土上获得的收益已经渐渐成为了大明财政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到了这个时候，光凭借呼喊自由贸易精神的口号，已经不足以维护大明的海外利益了。
但凡能够被大明拓殖的领地，不是地广人稀，便是文明极度落后的地区。装备了火炮和火枪的大明军队，总是能够轻易的征服这些地区。但是武力的征服并不能代表可以武力统治这些地区，毕竟在这样落后的地区，失去了本地土人的帮助，大明也是很难对当地的资源进行开发的。
大明迫切的需要一种文化去消化当地土人的精神信仰，儒学的传播自然是一种办法，但是在这种蛮荒之地讲仁义道德，无疑是在对牛弹琴。这些地方的土人部族都是经过了残酷的自然竞争才能繁衍下来的，他们的原始图腾崇拜根本难以接受儒学这种封建社会发展出来的高度文明。
朱由检自然不会给自己找麻烦，用藏传密宗和基督教去统一这些土人的精神信仰，这些宗教文化只会割裂这些海外领土同大明本土之间的文化联系，最终给欧洲殖民者及地方分裂势力提供了帮助。
经过了重新调整的道教理论，虽然不及藏传密宗和基督教这么富有吸引力，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宗教已经足够赢得土人们的尊崇了。而信奉了道教之后的土人，再想被其他宗教洗脑，这个难度就要数以倍计了。
李云湖及其弟子被带到京城之后，也要先研究学习下东亚同文馆这些年翻译出来的《圣经》，和那些基督教传教士们的传教方式，对基督教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之后，再于秋天前往海参崴、扶桑、北美大陆等地，向这些地区传播道教的教义，维护大明对于这些地区的统治。
也就是在这一年，东亚同文馆组建了最初的宗教研习院，对各种宗教理论及传播方式进行了研究，并开始培训大明所需要的各种宗教人士。
而浴佛节过后，北方今年干旱的苗头又再度出现了。不过和之前相比，内阁和地方官员总算有了一些经验，也建立了一套赈灾和自救的制度。再加上报刊舆论上的及时通报和舆论引导，因此北方各地受灾百姓的情绪倒是比往年平稳了许多，等待着朝廷和本地官员、士绅会议的救灾安排，而没有再如以往一般盲目的外逃了。
人口的有序流动，使得朝廷在调集物资救灾时可以省去不少时间和物力，再加上荷兰人的投降，使得东亚及东南亚海面再无可以威胁大明商船的势力，这便使得前往南洋各处经商的大明商船进一步活跃了起来，为北方灾区筹集到了超出预期的物资。天津、青岛、连云港等北方港口及横贯大明东西的铁路、公路，也极大的增强了物资从沿海运输到内陆的能力，为北方的旱情缓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当然，光凭这样的救灾行动，并不能保证灾区灾民们能够全部获救，只不过是保证了这些灾区的人口不大批外逃，引起周边地区社会秩序的崩溃而已。连续两年的北方春季旱情，也让朝廷官员们意识到，也许在未来数年中，这种北旱南涝的情况将会成为常规状况。
南方发大水，还可以通过兴修水利设施来缓解。但是北方连续大旱，水利设施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小了，除了一些地区可以用打井和抽水机配合，利用地下水浇灌外，许多地区连打井都打不出水来，只能勉强保住人畜饮水罢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只能考虑进一步向外迁移人口，但是北方各大城市工业扩张的规模有限，并不能把灾民全部吸纳完毕，而宁夏及河套地区出现的鼠疫，又暂时中断了向这两地大规模移民垦殖的行动。
这样一来，新收复的西域地区，就成为了接纳西北地区灾民拓殖的理想之地了。随着甘宁总督梅之焕传回的，对于哈密、巴里坤、吐鲁番等地的诸多情报，使得崇祯和内阁愈发重视起向这一地区移民的可行性研究了。
崇祯十年润四月初一，朱由检在西苑精舍内召见了，主张招募灾民前往哈密屯田实边的兵部主事魏呈润。魏呈润是崇祯元年的进士，也可以说是崇祯登基时的第一任天子门生。不过他在政治倾向上，却更靠近黄道周、倪元璐等袁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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