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八七章 谁更疯狂？（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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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总部的众人商量了整整一下午，终于得出了结论——绝对要向西联求援。

    向西联求援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里面牵扯到的事情多了去了。比如说派谁去向西联球员？怎么对西联说求援的事情？西联到底肯不肯答应？要是西联答应了，又会予以怎样的援助？这些可都是不得不说好的事情。最终八路军总部的众人联名将他们的想法发给了延安，希望延安方面能够帮帮忙。

    在延安的古润东等人对于八路军总部发来的联名电文很是吃惊。他们吃惊的倒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居然要想西联求援，而是日军居然动用这么多部队去救援阳泉的友军。难道冈村宁次想要一举歼灭八路军、新四军主力？

    想到此处古润东等人再也不能淡定了，要知道一旦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被日军歼灭或者重创，那么工农党就准备等着被姜分连肉带骨头全部吞掉吧。于是古润东连忙向身在四川成都的周因来发去了一封电文。电文中古润东详细说明了目前八路军、新四军在阳泉的处境和日军正大举支援阳泉的事实。希望周因来立刻与西联取得联系，请求西联出兵帮助。即使要付出代价也必须答应下来，但付出的代价一定要在合理范围内。

    接到古润东电文的周因来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当即向招待所的西联官员提出了与李斌面谈的请求。可西联官员回答他的却是：“我们大老板现在十分繁忙，他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与你面谈。但他保证，一旦有空余时间，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与你面谈。”

    对于这个回答周因来感到很无奈。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日军正围绕着阳泉进行着一场生死较量。这时候要是因为自己不能及时与李斌会面，导致八路军、新四军因此遭受巨大损失，自己就是工农党最大的罪人。

    于是周因来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不惜动用了深藏在西联内部的己方人员，但始终没有能够在六月二十九日夜里见到李斌本人。

    那么此时此刻李斌本人又在做什么呢？此时此刻李斌还在那儿为“做选择题”准备“材料”呢！

    华北日军不同寻常的调动让西联的参谋们感觉这里面有文章。一般来说战争中甲方的一个重要地点被乙方围困，那么甲方肯定会派遣最近的部队进行支援。可是冈村宁次却下令让中条山一带的日军都去救援，这就有点反常了。而且天空中的侦察机拍下来的照片显示，西联的照片分析人员发现这些救援的日军居然是大张旗鼓地带着各种各样的物资前往阳泉救援。

    这就更让西联的参谋们感到不对劲了。西联的参谋们对此很是头疼，所有人都拿不准日军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直到一个参谋无意间说了一句话才让众人茅塞顿开。这个参谋说的话是，“救援就救援吧，非要弄得像搬家那样吗？而且就算要搬家有必要这么多部队都一起搬家吗？”

    这话就犹如一盏明灯，顿时照亮了西联参谋们的大脑。他们都在心里说同一句话，“对呀，仔细想想这不就是搬家吗！既然是搬家，那就表示鬼子要逃跑。可鬼子聪明呀！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故意装成救援阳泉的样子。要是成功救援了阳泉，那是‘大好事’一件；要是没有做到，可以直接跑路呀。这样做还省下了打包行李的时间，简直是双赢呀！”

    想明白了日军打算的西联总参谋部里的参谋们立刻行动起来，迅速拿出了几套方案以供选择。

    对这几套方案李斌很是头疼。因为这几套方案都强调对日军华北方面军有生力量的打击。不同之处在于对东北及其关东军的应对。有的方案强调将关东军援军一网打尽，然后择机光复东北。有的方案强调在解决华北日军的同时出兵东北，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光复东北……总之这些方案都是参谋们为解决目前的困境而制定的。但是他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可没考虑西联的后勤支援能力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其实这个问题还要怪李斌自己。谁叫李斌为了此次作战拿出了太多的好东西。这些参谋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只要作战方案报上去，为了作战的成功，李斌一定会拿出更多的好东西。因此他们设计的方案很是特立独行。李斌也知道自己拿出太多好东西勾起了他们的贪/念。因此也不好责备他们，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好在身为副总参谋长的白从喜给李斌解了围，他建议李斌将这些方案发给身在华北前线的蒋蔡二人，让他们从中选择一套，或者坚持战前的计划。

    其实白从喜还是有私心的。他知道蒋蔡等老一辈的高级将领们都想在自己的身体没垮掉前完成国家统一的重任。因此为了老将们的心愿能够达成，白从喜等新生将领也不得不忍住心中的冲/动，将这一光荣任务拱手相让。老将们发起威来可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谁要是不长眼睛，想要抢戏，后果自负。

    在华北前线的蒋蔡二人对于从总参谋部发来的方案还是很重视的。他们仔细研究了一下发来的方案。发现只要后勤补给能够及时足量到位，那么就按照这些方案执行作战也不是不可以。原计划则可以作为备用计划。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西联的后勤补给能力能不能做到。于是蒋蔡二人联名向李斌发去了询问电文，询问李斌是否还能保证拿出足够的后勤支援力量。对此李斌回电表示自己手中实在是没有什么力量来填补后勤支援力量的空白了。因此参谋们的新方案还是放弃吧，最好用原方案。

    李斌的回电直接让蒋蔡二人的打算化为了泡影。没办法，还是按照原方案进行吧，只不过应该跳过一些阶段了。

    处理完了参谋们的方案，李斌害的处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工农党的支援请求。

    第二天一大早周因来接到了招待所的西联官员传来的消息——李斌同意与他当面见面，时间定在当天（六月三十日）上午八点整，地点就在李斌的办公室。为了第一时间当面详谈，李斌特意派遣了车辆来接送。

    听到这个消息的周因来只是简单梳洗了一番，还不及吃早餐就慌忙跑向了等待已久的车中。周因来身边的卫士们还想说几句小心之类的话，可都被周因来瞪了回去。没多久周因来就来到了李斌的办公室外面。

    “周先生，请稍等一下。”李斌办公室外的秘书向周因来歉意道：“因为你来的时间早了点，我现在必须通报一下。”

    周因来说了声：“多谢。”

    很快秘书对周因来说道：“周先生，请进。”

    “周先生，请坐。”看到周因来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李斌很客气地站起来向周因来打招呼。对于周因来的称呼问题，李斌很是纠结。称呼周因来被国民政府授予的职务名称吧，肯定让周因来不高兴；称呼周因来在工农党那边的职务名称，又显得小看了周因来。因此纠结了半天李斌还是决定称呼周因来先生。这称呼既不失礼数，又拉近了双方关系。“听说周先生连早餐都没吃就跑来了。这怎么行呢？来人为周先生带份早餐来。”

    “李主席。”周因来急忙叫道，“我们还是谈谈正事吧！早餐等我谈完了回去再吃也不迟。”

    “周先生，在我们这里有一句话不知你可听过？”

    面对李斌突然的转换话题周因来感到有些疑惑，但还是配合道：“什么话？”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的体魄，再加上积极、乐观的心态，天塌下来也不再可怕。如果一个人整日身体不适、疾病缠身，怎么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带领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相反，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又会令多少人痛心惋惜。”

    周因来细细品味这句话，发现还真的是那么回事。

    “好了，周先生。我看我们还是等你吃完早餐再来谈正事吧！”

    恰在此时早餐来了。“大老板，早餐来了。”

    “周先生，请。”说完还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看到这一幕周因来也只好以最快的速度吃完早餐。初看早餐的周因来不经吓了一跳，心说：怎么西联的早餐这么丰盛呀？都快赶上午餐了。

    因为这早餐里有一碗重约三两的粥、两个总重约四两的肉包子、一碟咸菜、两个熟鸡蛋。可别看只有这么点东西，要知道工农党及其下属的力量中很多人都吃不到，甚至是干脆都没吃过。此时此刻周因来制单算以最快的速度吃完早餐，好腾出时间和李斌商谈西联军出兵支援的事情。

    初尝早餐的周因来发现这早餐实在是太好吃了。无论是粥，包子，咸菜都可以说是极品。至于那两个熟鸡蛋，还是拿回去吧。

    在周因来吃饭的这段时间里，李斌不断回忆着这位伟人的资料。

    周因来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生于江苏淮安，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后世的生平大致如下。

    一九一三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一九一七年留学日本。一九一九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四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工农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转入中国工农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工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九二四年八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工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二六年曾在广州农**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工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工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一九二七年三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东国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工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工“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一九二八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工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工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工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一九三三年春和朱得宗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古润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古润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任中工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姜分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工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东国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东国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和古润东去重庆，同东国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工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一九四七年七月东国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八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一九四八年九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十一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东国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工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工五届中/央委员，中工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工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工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工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古润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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